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·达维什(Mahmoud Darwish)辞世——“我只能靠诗来寻找心灵的出口”

特约撰稿 张翠容 发自香港 2008-10-25 1:21:26

作为人类古老的语言——诗歌，在香港一直缺席，可是，2008年10月5日，在这一个星期天，就在香港繁华的尖沙咀，隐蔽于美丽华中心内的香港商务印书馆活动室，竟然齐集了二十多位诗人，分别朗诵不久前去世的伟大的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·达维什(Mahmoud Darwish)的数十首诗歌，其中包括深圳和广州的诗人。

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。本届柏林国际文学节作出历史性呼吁，全球一百多个城市响应，在十月五日以自己的语言，朗诵因心脏手术失败辞世的达维什的诗作，同时展示无疆界的文学是人类良心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代表巴勒斯坦弱势声音的达维什，他以诗作为抗争，抵抗过于喧嚣的野蛮、仇恨和战争的语言，以及这个是非黑白颠倒的年代，而他的诗也如石头扔到我们的心坎里，唤起觉醒；身份与家园，一个人的基本权利，如何在不断的流亡中受到无情的蚕食。

“在最后的国境之后，我们应当往哪里去？在最后的天空之后，鸟儿应当飞向何方？”

达维什在巴勒斯坦国歌里留下了这么两句，而他的诗，在满目疮痍的烽烟之地，在人民的泪水中茁壮起来，成为他们最真摰的拥抱和归属，并孕育出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像利剑刺穿生活的荒谬。

正如达维什所说，诗歌是另一种更有力的语言，可加深我们对人性的感觉和认识，好让我们继续梦想自由与和平。

“我们的心会来回那一片土地，让鸽子回到地上的石床。

啊！在地球的尽处，在我心里，睡了的同胞，愿和平降临你们身上！

和平。”(《在坡上，高过海洋，他们睡了》)

因此，他不仅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渴望，也代表了人类心灵底处的勇气与追求，他最后赢得了“革命诗人”、“抗争诗人”的尊称和多个国际奖项的殊荣以及世界的肯定，是自有原因的。

他的离去，震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给予诗人最高级别的“国葬”，等同于四年前逝世的阿拉法特，并举行三天下半旗全民族哀悼。

诗人之死不仅震惊整个阿拉伯世界，也触动了全球爱好公义的人的情感，一时间，政治里的文学空间、文学里的政治现实，再次爱恨交缠。

他曾说过，诗人不能够逃避“此地”与“当下”，而遁身于另一个所在，另一个时代。记得第一次访问达维什，我便问到了政治与文学的问题，他这样回答说：“我相信文学反映生活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很难与政治、历史分割，这多少对我造成困扰……我经常思考，如何平衡？如何避免做出直接的表达？把现实呈现出来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例如我的过去，我的家乡，还有在这里所发生的战争，流亡成了我们重要的生活体验……”

达维什令我们无法逃避巴勒斯坦民族所面对的残酷政治现实，他解读以巴冲突为“两种记忆之间的斗争”，当他接受一名以色列年轻人的访问时有以下的感慨：“没有自己诗歌的民族会茁壮吗？战败所带来的灵感和人道，比胜利的还多，若我隶属胜利阵营，就会与受害者同在，知道巴勒斯坦人为何出名吗？因为以色列是我们的敌人，大家感兴趣的是您，不是我，所以我们才会不幸，因为有敌人以色列而不幸，但我们也因为有敌人以色列而很幸运，以色列带给我们战败与名声，我们是你们的文宣部长，世界对以色列兴趣盎然，对巴勒斯坦兴趣缺缺。”

不过，当诗人拿起笔写诗以来，战败者的声音便得以突破政治和媒体的封杀，与世界展开另一场强而有力的对话。

虽然达维什作品已给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，同时被视为阿拉伯现代诗坛的代表人物，一位时代的见证者，以及巴勒斯坦抗争事业的文化象征，但至今仍未有一本有关诗人作品的中译本，中文读者始终未有机会好好认识他。

笔者于2002年至2006年期间数度访问诗人，以下是最后的一次访谈内容，读者可从中了解达维什一二，还有他所身处的巴以地区。他的记忆，笔者的记忆，也在此一并与读者分享。

难以承载的轻

想起蒲公英，我就想起樱花，同样美丽，也同样短暂、脆弱。

当我最近采访巴以地区的时候，我专程走访国际知名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，他告诉我，最近写了一首新诗，诗名是：As Almond Flower，直接翻译叫杏花。但我从未见过杏花，诗人解释，它是白色的，娇小的，一如樱花，开花时间只有短短数天，便随风飘逝。在此，我只联想到蒲公英、樱花，又或昙花，它们面对同样的命运。诗人惯于黑色幽默，指Almond Flower可用作巴勒斯坦人的国歌、国花，我笑不出来，他则表示对这个地区的前景愈来愈悲观。

当以色列炸死了领袖哈玛斯，表示这又是一场报复行动，以响应最新一轮的自杀式炸弹袭击。

在加沙的哈玛斯总部，未能维持最大的忍耐，便迫不及待向当地定居点发炮，他们欲表示，他们比巴人自治政府更有权力。

诗人摇头，哈玛斯等组织，一如以色列强硬派，一手破坏巴人的希望。巴人的希望，他的希望，一如Almond Flower，短暂而脆弱。

他其后补充说，Almond Flower太轻，在这地区，生命也太脆弱，当他尝试用语言去表达，一表述，真实亦像Almond Flower，随风消逝。真实，脆弱得难以用语言来呈现，家园亦然。

家园是什么？是一个人最后的安心之所？但，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说，他身在家园，却在流亡，家园，仿佛一个大监狱。

我好奇问他，为什么不走？可以到巴黎、罗马、马德里，就好像捷克作家昆德拉、叙利亚诗人Adonis。

达维什大笑，反问：一走了之？在外流亡？他每年夏天都会在巴黎度过一段时间，在那里打开报纸阅读家园的消息、阅读冲突、阅读围困与占领，他的流亡感更重，疏离得无法自拔，心也不知在哪里放下。

在家园，他一样流亡，在隔离墙的重重围困下，在军人持枪把守的检测站上，每个夜晚，居民得要准备随时受到搜查，有家庭成员给带走，然后，消失于某一个角落里。

“你可知道？在自己家园流亡的感觉，很超现实，但监狱却是实实在在，我们丧失活动的自由。现在，我愈感悲观，这是一个无期徒刑，我只能靠诗来寻找心灵的出口。”

出口？我只看到一堵堵很高很高的隔离墙，出口有一个大闸，可以被随时关上，一关上，就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。

我坐在耶路撒冷旧城的楼台上，望着太阳在金光闪闪的清真寺背后慢慢往下沉，顷刻间，天空一片深蓝，即使闪闪的金光，也变得轻弱无力，无力再发光芒，金光下的哭墙哭声依旧，犹太人的命运，巴人的命运，外来者如我，或者，真的很容易困于语言的表述中。

我只能在楼台上作一个旁观者，听着远处的钟声，当一挥笔，我就感到语塞，感到文字本身之艰难。

一小时的车程，从耶路撒冷到安曼，白色与橙色的皇冠牌出租车依然停泊在市中心的街角处，这是巴格达的出租车，如今空空荡荡，司机拿着一根烟，眼神呆滞，凝望远方，等待不可能的客人。

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，竟然告诉我，她刚从巴格达逃命而来，有幸仍然生存，但仍留在巴格达的家人，却没有她的运气。她不断强调：“不要到我们的国家去，我们的国家，早已经消失……”伊拉克不再存在，伊拉克人不再存在，你一走上街头，要准备随时消失，就像Almond Flower。金发女郎一张开口，你即要明白，她没有更多话要讲了，一切，难以承受。

别了，我的旅程还有终结的时候，他们，却仍走在漫漫斗争的旅途上。眼前是一片日落余晖的景象，我走进淡淡的黄昏，无奈挥一挥手，向他们，送上我最深情的祝福。

从以巴地区返回香港，对这个家园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“历史与受害者在开玩笑

以及他们英雄

凝望过他们后便悄然而去

这个海属于我

这种湿润的空气属于我

包括我的名字

即使如果我把在棺木上的名字也错写了——

这亦是属于我

至于我

现在已充塞了所有的可能性

离开的理由——

我不属于我

我不属于我

我不属于我”

(《Mural》)